在距离日本大选仅剩几天的一个寒冷夜晚，我访问了民主党候选人加藤公一的选举事务所。事务所位于东京郊区，离附近车站很近，但我走了一大圈后才找到事务所所在的大楼。

进入大楼，我看见地板上铺着蓝色塑料布，混凝土墙裸露，没有任何装饰。事务所里的空间按照机能整齐隔开，分为事务工作间、准备海报和传单的空间以及面谈的空间。加藤公一办公室的前秘书穿着西服，面对着电脑屏幕。工作空间里几个穿着统一红色夹克的志愿者还在工作，有人匆匆忙忙地接电话，其他人在召开某个会议。

“就按现在这样，他会落选。如果他落选，我会很难过”。一个曾在加藤办公室工作的男人告诉我。因为这样的危机感，虽然他现在咨询公司工作，很忙碌，他仍决定从两三周前开始，在周末尽量早点结束公司的工作，义务到选举办公室给员工提意见，帮他们更有组织地工作。

他对我坦率地承认，两年前，鸠山由纪夫政权对美军普天间基地一事处理不善，当时已预测到民主党将在本届大选中顶着逆风。目前，日本媒体预测，在12月16日投票并开票的选举中，民主党众院议席将从公示前的230个锐减到约70个。

“我们要抱有危机感。大家要一起集思广益，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位看起来是由民主党上层派来的男士在离开事务所时对志愿者呼吁。

一般而言，竞选众议院选举的候选人在投票日四周前租选举事务所。如果众议院任期届满而解散，选举事务所可能会早一点“开业”。如果像这次大选，首相突然解散众议院，选举事务所开张距大选时间可能更短。火车站附近是事务所的聚集地。据我观察，附近还有自民党、幸福实现党（该党没有得到过议席）候选人的事务所。

选举事务所专门负责选举，员工大部分是原来在加藤公一办公室工作的。由于选举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在他们名义上停职，作为志愿者在选举事务所工作，没有工资。平常在加藤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女员工跟我说，“我们特意提交了停职申请。在向民主党干事汇报此事时，他们的法律顾问对我们如此彻底地做到这个地步，感到很惊讶”。

上述男志愿者称，自民党候选人的后援会非常坚固，后援会的会长往往是当地的名人，副会长则是企业社长或是地主。民主党则立足于组织，更依靠志愿者的支援。

资金方面，他说明，一方面，事务所经常从民众处募集捐款，个人捐款金额很广泛，从100日元（约合7.7人民币）到100万日元（约合7.7万人民币）。另外，大选之际，事务所得到大约1000万日元（约合77万人民币）的“政党助成金”，这笔资金来自税金。

“政党助成金提供给每个政党，但拥有五个国会议员才被认为是政党，因此很多议员愿意组成新政党”。

他说，为了阻止有资金的候选人不公平竞选，竞选活动的限制很严格。海报、传单的数量有限，候选人只可使用一个扩音器，街头宣传汽车也只有一辆，袖章和绶带是经选举管理委员会许可的，更不允许花钱雇佣员工。

为了竞选小选举区，候选人要缴纳寄托金300万日元（约合23.1万人民币）。他解释道，这是为了防止太多人参加选举。如所获选票不到总选票的10％，寄托金将被没收。“所属政党的一般候选人很容易超过这个门槛，但对无党派候选人来说很艰难”。

他介绍，因为限制很多，竞选活动自然地被分为五类：一是街头宣传车，候选人站在汽车上发表讲演；二是散发盖有选举委员会印章的传单；三是张贴海报，还要定期维修；四是直接给选民打电话；五是当地聚会，候选人在十个到几百个人面前介绍自己。

所谓“电话攻势”的实际状况让我十分吃惊。在选举事务所的二层，办公桌上共有54台电话机，几名选举志愿者正在拨打各家庭的固定电话。打通后，首先要有礼貌地问候，然后再问这位选民是否已经决定要投票给谁。如果不是投给加藤，那就需要宣传一下，“加藤担任过法务副大臣，曾尽力实现了重大犯罪起诉时效的取消……”挂上电话后，按照选民反应将其分类，分为确定票、倾向票、浮动票、否定票等类型。每天总共打给大概1000名选民。

“我们老是缺乏志愿者”，他告诉我。他正在拼命找可以参加最后一个星期竞选活动的人。

这个小选举区选民超过40万，除了惯例的自民、民主、共产各党之外，日本维新会候选人也竞选，争取惟一的议席。在被问及“第三极”势力影响时，他回答：“我不知道这次在这个小选举区谁会当选，很多选民不知道依据什么来判断投给谁，预测与实际结果可能相差甚远，因为有很多浮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