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会晤南京市委常委刘志伟等人士时表示，“的确存在常规的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他提到战争结束时自己的父亲就在南京，并指出“虽然当时事件过去近8年时间，但南京人却对我父亲很好”。他还表示，双方“不妨在南京举行历史研讨会，希望相互之间把应该说的话出来，保持友好关系”。

21日晚，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南京发布”)经授权在微博上发布：鉴于现任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严重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河村隆之是谁？

对日本老百姓来说，河村隆之并不陌生。以前当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时候，他频频在新闻和搞笑电视节目里出现，使用名古屋方言从民众的角度谈日本当代政治，其坦率的言行大受欢迎。河村隆之以诙谐的语言常常说，“我将来一定会就任首相”，但他却因推荐人数不足未能进入民主党党魁选举。

政策方面，与世袭的政治家不同，河村隆之因其“平民”身份及在中小企业工作过的经历，对议员的养老金、高额报酬等特权一向持严厉质疑态度。三年前，已经拥有长达36年政治生活的河村隆之，提出“庶民革命 ”口号，竞选日本第三大城市——名古屋的市长选举，并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

随后，河村隆之为了推动自己竞选声明上提出的减税主张，重新建立了“减税日本”政党。2011年2月，面临来自议会的反对减税的声音，河村辞去市长一职并重新开展选举，之后再度被名古屋市民选为市长。与此同时，在他的领导下，通过罢免制将市议会解散，此举旨在彻底落实减税。

此外，河村隆之提出取消爱知县与名古屋市的行政划分，建立了“中京都”构想。这一构想与大阪市长桥下彻推动的“大阪都”构想联动，另外，河村将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及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等重量级政治人物进军下次国会大选，旨于刷新地方自治，这一行动举世瞩目。

河村此举可能与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不振的大背景下，桥本彻领率的新政党“大阪维新会”去年11月在“大阪双重选举”中获得决定性胜利，主要政党纷纷向其靠拢。而 《产经新闻》最新舆论调查显示，64％的受访者对“大阪维新会”进入国会表示期待。因此，有观点认为，因减税问题意见相左，桥本彻逐渐开始“抛弃”河村隆之，而且，名古屋市所属的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已领先一步开始与大阪及东京联手，处于不利地位的河村为了重新取得关注而不得不借用外交问题。

日本人如何对待南京大屠杀？

绝大多数日本历史课本都会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一部分。山川出版社及东京书籍出版的课本将它叫做“南京事件”，帝国书院的版本则叫做“南京大屠杀”，清水书院的版本记载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为此，多数日本人认为南京事件或南京大屠杀是发生过的史实。只有极少数的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是，日本历史学者对于遇难中国人的数量分歧较大，因此，有部分日本人对30万这一中国的官方数字持质疑态度。

主流历史教科书之一，山川出版社的版本有下述记载：

正文：1937年（昭和12年）12月，日军占领了中国首都南京。当时，日军杀害了包括非战斗力量在内的多数中国人（南京事件，见注），随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注解：关于被杀害人数，有从数千人到30万人（目前中国的官方见解）的各种说法。尽管说法不一，但至今实际情况仍不明了。

    的确日本也出版过一些教科书，和上面提到的那些版本持有不同说法。不过也许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在日本，针对公立学校，独立于地方政府领导的教育委员会拥有选择教科书的权利，对于私立及国立学校，校长则拥有独自选择教科书的权利，在日本学生的历史课堂中，多元声音并存是正常现象。

克服历史记忆问题

首先，我个人认为河村隆之发言属于历史修正主义，除非他仔细研究过此问题并能够提供新证据。而且，从他事后的表态看来，他对自己的发言并未预期可导致与南京市中断交流。但是，若十分了解中国国情，应预期到中方会有强硬反应。对中国政府来说，抗日战争有特殊意义，绝不会让步。在不少日本人的眼中，他上述发言也过于轻率。

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外交会见等场合，发言内容均为事先准备。地方政府亦如是。另一方面，日本地方政府不但原则上不受到外务省的限制，而且没有专门从事外交的部门。目前炙手可热的大阪维新会，尽管起用了多位原官僚和专家，外交政策也仍十分粗略，智囊团成员更少的河村隆之能否能深思熟虑地考虑外交政策，这自不待言。

对南京政府的作法，考虑到河村隆之的态度，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河村隆之以前屡次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为什么南京政府之前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而在这一次提出暂停交流？一个可能是，此次是他以面对面的方式直接对南京政府官员表示了这种看法，并且这一情况已经被众多中国人所知晓。成百上千的日本地方官员和鹰派政治家可能会再出现类似的失言，南京政府又将如何回应？显然，暂停交流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答案。

最近中国发生了陆港之争。一些香港人把内地人叫做“蝗虫”，而一名内地人在香港报纸刊登广告，感谢香港人对内地的帮助，呼吁公民相互尊重并且自我约束。这种行为方式，对于处理中日两国关系，或许是一个借鉴。

河村隆之提出在南京举行历史研讨会，南京政府因其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拒绝此提议。但是，如果其他日本政治家提出类似的提议，中方愿意接受吗？一位参加过中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会的日方人士曾告诉我，中方对于近代与现代历史的讨论颇为消极。我认为，开展关于中日历史的讨论本身并不是坏主意。

南京方面表示，“严重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我认为，历史不该只归属于政府或教科书，历史还应听从个人的回忆。每个国家都倾向于限制历史记忆，日本并非例外，中国亦如此。战后日本右派左派分歧巨大，唯独在广岛与长崎被投放原子弹的问题上意见一致，都将其视为战后和平主义的象征。因此，日本人民对于作为受害者的记忆比较强，对南京与珍珠湾的记忆却比较淡漠。但是，历史本应也是个人记忆的汇集。虽然我不同意河村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但谁也不能否定他和他父亲关于历史的记忆。

“历史认识问题都是后代的政府造成的”，美国研究生院的一位犹太人教授告诉我，“我对当时的德国人还抱怨，而不是现在的德国人。活这一世代的日本年轻人不应该被罪恶感所折磨。”

历史本应归属于个人，克服历史记忆问题最终的答案也在你我手中。也就是说，政府单方无法彻底解决历史问题。

以前长期住在名古屋的韩金龙先生在2005年开始在南京种樱花，希望大家快乐地观赏代表日本的樱花。2010年，他已经比计划提前5年种植了一千颗樱花。他告诉我：“民间交流是基础部分，官方交流是上边覆盖的部分，地震的时候，很明显，要是基础部分一坏，就不行了”。虽然有些周围人以怀疑的眼光看，但他从4年前开始召开中日赏月晚会，2010年中日关系恶化时期也举行。对于河村的言论，他说，“吃惊，感到十分痛心，麻烦也随之而来”。据报道，这次事情可能影响到计划3月在南京举行的中日邦交40周年活动。

“如果可能，我想以后也继续开展自己的活动，必须有人推进这一事情”，韩金龙说。

南京中日交流圈子里存在“中日交流从南京才开始”这一说法。2月16日，中日邦交4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盛大开幕，不过，之后不久发生的此事又暗示中日关系的未来未必明朗。

前不久中国上映了张艺谋导演拍摄的《金陵十三钗》。有个中国著名歌手在微博上说，看过电影后决定抵制日本产品。我的中国朋友看到这条微博，他告诉我，《金陵十三钗》是电影，电影也是商品，这部电影里既有中国演员，也有日本演员，某种程度上是中日双方共同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