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空气污染这么严重，又有这么多人得哮喘病，但这些患者仍无法向中石油等能源巨头提出诉讼，更不能获得任何公共资金来弥补高昂的医疗费用。然而，在东京，经过长达12年的法庭争辩，663名哮喘患者成功迫使东京都政府创设200亿日元（当时约合1.68亿美元）的基金。

作为东京大气污染诉讼的原告之一，石川牧子亲历了这一漫长的过程。

上世纪70年代末, 刚成年的石川牧子反复发作，最初还以为只是感冒。但两年后，她四肢已经动不了了。当时赶赴现场的急救员对她说，“你看自己的手！”她的手像手套一样，浮肿且紫红——后来才知道这叫“发绀”，“你全身就这样，这样子你会死掉的。为什么你没有早点去医院？”

自此，她终于知道自己患了支气管哮喘。医生告知她，此后要每天吃药，这种病一生无法治愈。逾35年前，年轻的她想着：“一个人连厕所也不能上，与其受到这种耻辱，还不如死掉。”

哮喘带来的病痛是其他人难以想像的。有一次，发病引起她血液里累积气体，导致她神志不清，医生甚至一度准备了人工呼吸器。那时，她开始察觉到，这个可怕的疾病将会夺去她的生命。

医疗负担也给哮喘患者造成巨大生活压力。石川牧子告诉我，每月医疗费用通常为1万-2万日元，若要住院，每次花费约10万-15万日元，一年医疗费最多达到10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万元）。

1996年，住在东京干线道路沿线的呼吸道疾病患者，集体向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道路管理公司以及七家汽车制造商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柴油车造成的大气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害。原告主张，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经历石油冲击后，汽车公司推出小型柴油车，而相比汽油，柴油会排出更多污染物质。原告还称，各政府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关于参加诉讼的理由，石川说，这些疾病在发病之前的预防至关重要。她想了解自己为什么得病，也希望别人不要得同样的病，能少一个是一个。

石川牧子回忆道，丰田汽车正在赶超通用汽车成为全球第一，感觉原告和被告的差距甚于蚂蚁和大象。“我想，为了获胜，可以做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武器，为了发动舆论，只能让他们知道患者面对的现实”。原告决定在七家汽车公司前叫苦，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到30位。

审判过程中，有些科学家和律师努力替原告证明汽车和大气污染的关系、大气污染和疾病的关系。用石川的话讲，“他们是同上帝一般的存在”。石川介绍，研究柴油车尾气与其对健康影响的第一人嵯峨井勝为原告工作后，“被赶到偏僻的地方去”。于是，她感到，私心不除，正义则无法坚持。

时至2007年8月8日，东京高等法院宣布和解方案。法院表示，提起诉讼的意义在于向国民警醒大气污染问题，并推动问题的讨论与解决。

和解条款包括：以东京居民中的支气管哮喘患者为对象，东京都政府创设一项制度安排，来支付患者自费的部分，未来五年预算预计约为200亿日元；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七家汽车制造商、日本政府，以及首都高速道路公司，分别向东京都出资33亿、60亿、5亿日元。迄今，超过7万名东京居民利用了这一制度。

这一制度将石川牧子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第一次从医疗费用中解放出来，感觉像做梦一样。”她对我说，“达成和解之前，刚好我丈夫生病了，后来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制度，我们两个人会上吊”。她还介绍，在原告中不少人觉得应以自杀方式来减少家庭的负担。

石川牧子现任东京公害患者和家属会的副会长。2013年4月，我到访该协会位于东京住宅区的办公室，当时几个员工在忙碌地工作，他们每天都会接到几个东京居民的咨询电话，来了解上述制度。另外，由于上述制度五年期限即将结束，他们开始向政府请愿，要求延长这一制度安排并将范围扩至全国。“我们去年向国会递交了18万个签名，明天再前往国会议员会馆举办活动，要再向国会递交15万个签名。”

石川说，最近频繁看到电视节目画面上出现北京浓浓雾霾。“我可以预测，住在那里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境况。”她说，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很多东京患者同样感到难过。

在北京，需要设计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拯救那些因大气污染而发病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