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又天天被浓浓的雾霾淹没，面对“怎么办”这个问题时，中国朋友异口同声地回答，“北京只能靠风”，“没办法”。的确，北京受到跨省污染影响。但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劣质汽油和燃烧煤炭等。

曾被称为“铁之城”的我老家北九州也出现过同样，或者说更为严重的大气污染。该市之前有八幡制铁所，是“二战”时期日本最大的官营钢铁厂，长崎上空爆炸的原子弹原定目标是在市中心小仓。上世纪60年代在日本北九州，工厂排放出的烟尘颜色像彩虹，被称为“七色之烟”，而因为这象征着工业发展，居民还感到很光荣。

不过，儿童也开始受到此公害的影响，这逐渐改变了居民的环保意识。由于严重的大气污染，在八幡的城山小学遭遇关闭，这种事情在全国前所未闻，给附近居民带来很大冲击。自1959年起，城山煤灰排放量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第一名。1967年，城山小学学生的因病缺席率高达18.9%。

“还我们一片蓝天”

“当时即使窗户紧闭，烟也还是能进入房子里”，户畑妇人联络会会长加藤美佐子说。因为企业拥有很多工人，对这座城市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有些主妇认为没办法。“不过看到丈夫、甚至孩子受到了影响，妇女们站起来了”。

她们开始用衬衫和圆领衫来调查污染的具体程度，以及离工厂不同距离地点的受害程度。她们如何学习专业知识？乘着民主化的潮流，战后日本推动组成妇人会，旨在给予没有受过高级教育的妇人以公共教育机会，促进她们自立。加藤说，在“妇人学级”对怎么描图表，公害到底是什么，加深了知识。她们后来还制作了纪录片《还我们一片蓝天》来传播公害的真实情况并启发市民环保意识。

她们带着调查结果与市政府磋商，要求改善，而不是对工厂展开抗议活动。这些具体数据有助于市政府启动行动。

政府说服企业

一方面，1960年就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迎来高速增长时代。另一方面，日本公害对策陷于被动，1967年至1969年相继出现“四大公害诉讼”，驱使国会在1967年通过《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公害国会”通过14项相关法案，促使1971年环境厅成立。

在同一个时期，面对来自居民和媒体的压力，北九州市政府与企业展开谈判。中薗哲从1970年开始的三年里在市政府负责大气污染预测。为了达到环境目标数据，他曾与约50家当地企业一一讨论改善计划，如改装排气设备。双方达成“公害防止协定”，这种没有法律根据的协定在日本是罕见的。

从掌握的实际污染数据出发，北九州市政府在制定环境目标后，按照各企业排污量分别向其提出减污计划，这样企业才感到公平。另外，1969年，北九州成为全国首个获得发布“烟雾警报”权利的地方政府。根据“公害防止协定”，若发出该警报，各企业将被迫停运，市政府官员还能进入工厂检查，这使得企业主动使用质量更好的燃料，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给生产带来的不确定性。到1970年为止，市政府总共拉响“烟雾警报”13次。除此之外，代表当地的民营企业新日铁（前身为八幡制铁所）能够并发挥了影响力，当它行动起来改善排气系统时，其他企业无法单方逃避这条道路。

“企业慢慢地发现，听市政府的话，减少排气给它带来巨大好处。在引进处理设备之前，能源消费量很大，但在引进后消费量下降了。一旦能源消费量少了，运转成本便降低，生产成本随之大幅下降。” 现任北九州国际技术协会（KITA）环境协力中心所长的中薗哲说。“虽然改装部分工厂会对制品带来不良影响，但从整体来进行改变就没问题了。”

中薗哲称，当时为了引进清洁生产设备，当地员工要从总公司得到预算，不过因为北九州对各企业提出的改善计划合理，对总公司有说服力，只要满足目标，就能够确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因此各企业反而容易获得总公司的赞同。中薗哲表示，这些当地员工还在公司内获得公认，甚至更容易得到晋升。

“北九州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例外，市政府与企业成功建立信赖关系，产生良好循环，在达到环境目标时，我们（市政府）与企业一起欢喜”，中薗说。在很多地方革新派市长上台， 他们严厉命令企业一律要满足环境目标，企业对此怨声载道，二者之间出现矛盾，但北九州没有成为接受法律审判的公害之地。

北九州公害在1975年前后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当时我还没有出生，看着如今的蓝天，已难以想像过去曾有过这么严重的公害。今天的北九州已建设生态工业区来致力于实现零排放，同时积极推进环境教育，如在学校里设置生物小区，开设环境博物馆等。

“北九州方式”教训

北九州市環境首都室長内藤英夫认为居民、媒体、议员、行政机构以及学界各方势力彼此作用才能够让企业做出行动。

这一系列“产官学民”之间的联系得名“北九州方式”。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北九州市被授予“联合国地方自治体表彰奖”。该市早就建立生态工业园，通过企业间的互相合作，形成了一个废物、废气排放为零的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生产基地。目前，建设环境首都是这个城市的目标。

内藤英夫说，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企业能够做出对策，而假设现在要解决公害问题，企业无法做出对策，都会离开这里。“我告诉每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修生，如果现在不着手解决公害问题，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成本会更高。在经济景气好的时候，最好要采取措施，哪怕一步一步来也可以。”他称环境对策有好处，比如，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严格限制汽车排气。虽然该行业当初反对了，但对发动机的研究因此而前进，推动汽车小型化，日本得以追赶美国汽车。

这个克服公害的经验似乎已不胫而走。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日之际，惟一到访的地方站就是北九州。他说：“北九州市在环境生态保护和高新科技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访问我们学习了北九州的环境及生态工业园的发展模式，收获很多。”

中国网民批评政府不作为，政府因此更畏缩，网民又进而累积不满情绪，出路何在？高科技确实有助于解决公害问题，但仅凭高科技能够解决问题吗？中国在过去几年推动清洁生产，但为什么看不见改善空气污染的效果？各群体之间没有互动是否才是根本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