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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乡怎样治理大气污染

近期,北京又天天被浓浓的雾霾淹没,面对“怎么办”这个问题时,中国朋友异口同声地回答,“北京只能靠风”,“没办法”。的确,北京受到跨省污染影响。但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劣质汽油和燃烧煤炭等。

曾被称为“铁之城”的我老家北九州也出现过同样,或者说更为严重的大气污染。该市之前有八幡制铁所,是“二战”时期日本最大的官营钢铁厂,长崎上空爆炸的原子弹原定目标是在市中心小仓。上世纪60年代在日本北九州,工厂排放出的烟尘颜色像彩虹,被称为“七色之烟”,而因为这象征着工业发展,居民还感到很光荣。

不过,儿童也开始受到此公害的影响,这逐渐改变了居民的环保意识。由于严重的大气污染,在八幡的城山小学遭遇关闭,这种事情在全国前所未闻,给附近居民带来很大冲击。自1959年起,城山煤灰排放量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第一名。1967年,城山小学学生的因病缺席率高达18.9%。

“还我们一片蓝天”

“当时即使窗户紧闭,烟也还是能进入房子里”,户畑妇人联络会会长加藤美佐子说。因为企业拥有很多工人,对这座城市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有些主妇认为没办法。“不过看到丈夫、甚至孩子受到了影响,妇女们站起来了”。

她们开始用衬衫和圆领衫来调查污染的具体程度,以及离工厂不同距离地点的受害程度。她们如何学习专业知识?乘着民主化的潮流,战后日本推动组成妇人会,旨在给予没有受过高级教育的妇人以公共教育机会,促进她们自立。加藤说,在“妇人学级”对怎么描图表,公害到底是什么,加深了知识。她们后来还制作了纪录片《还我们一片蓝天》来传播公害的真实情况并启发市民环保意识。

她们带着调查结果与市政府磋商,要求改善,而不是对工厂展开抗议活动。这些具体数据有助于市政府启动行动。

政府说服企业

一方面,1960年就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迎来高速增长时代。另一方面,日本公害对策陷于被动,1967年至1969年相继出现“四大公害诉讼”,驱使国会在1967年通过《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公害国会”通过14项相关法案,促使1971年环境厅成立。

在同一个时期,面对来自居民和媒体的压力,北九州市政府与企业展开谈判。中薗哲从1970年开始的三年里在市政府负责大气污染预测。为了达到环境目标数据,他曾与约50家当地企业一一讨论改善计划,如改装排气设备。双方达成“公害防止协定”,这种没有法律根据的协定在日本是罕见的。

从掌握的实际污染数据出发,北九州市政府在制定环境目标后,按照各企业排污量分别向其提出减污计划,这样企业才感到公平。另外,1969年,北九州成为全国首个获得发布“烟雾警报”权利的地方政府。根据“公害防止协定”,若发出该警报,各企业将被迫停运,市政府官员还能进入工厂检查,这使得企业主动使用质量更好的燃料,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给生产带来的不确定性。到1970年为止,市政府总共拉响“烟雾警报”13次。除此之外,代表当地的民营企业新日铁(前身为八幡制铁所)能够并发挥了影响力,当它行动起来改善排气系统时,其他企业无法单方逃避这条道路。

“企业慢慢地发现,听市政府的话,减少排气给它带来巨大好处。在引进处理设备之前,能源消费量很大,但在引进后消费量下降了。一旦能源消费量少了,运转成本便降低,生产成本随之大幅下降。” 现任北九州国际技术协会(KITA)环境协力中心所长的中薗哲说。“虽然改装部分工厂会对制品带来不良影响,但从整体来进行改变就没问题了。”

中薗哲称,当时为了引进清洁生产设备,当地员工要从总公司得到预算,不过因为北九州对各企业提出的改善计划合理,对总公司有说服力,只要满足目标,就能够确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因此各企业反而容易获得总公司的赞同。中薗哲表示,这些当地员工还在公司内获得公认,甚至更容易得到晋升。

“北九州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例外,市政府与企业成功建立信赖关系,产生良好循环,在达到环境目标时,我们(市政府)与企业一起欢喜”,中薗说。在很多地方革新派市长上台, 他们严厉命令企业一律要满足环境目标,企业对此怨声载道,二者之间出现矛盾,但北九州没有成为接受法律审判的公害之地。

北九州公害在1975年前后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当时我还没有出生,看着如今的蓝天,已难以想像过去曾有过这么严重的公害。今天的北九州已建设生态工业区来致力于实现零排放,同时积极推进环境教育,如在学校里设置生物小区,开设环境博物馆等。

“北九州方式”教训

北九州市環境首都室長内藤英夫认为居民、媒体、议员、行政机构以及学界各方势力彼此作用才能够让企业做出行动。

这一系列“产官学民”之间的联系得名“北九州方式”。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北九州市被授予“联合国地方自治体表彰奖”。该市早就建立生态工业园,通过企业间的互相合作,形成了一个废物、废气排放为零的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生产基地。目前,建设环境首都是这个城市的目标。

内藤英夫说,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企业能够做出对策,而假设现在要解决公害问题,企业无法做出对策,都会离开这里。“我告诉每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修生,如果现在不着手解决公害问题,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成本会更高。在经济景气好的时候,最好要采取措施,哪怕一步一步来也可以。”他称环境对策有好处,比如,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严格限制汽车排气。虽然该行业当初反对了,但对发动机的研究因此而前进,推动汽车小型化,日本得以追赶美国汽车。

这个克服公害的经验似乎已不胫而走。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日之际,惟一到访的地方站就是北九州。他说:“北九州市在环境生态保护和高新科技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访问我们学习了北九州的环境及生态工业园的发展模式,收获很多。”

中国网民批评政府不作为,政府因此更畏缩,网民又进而累积不满情绪,出路何在?高科技确实有助于解决公害问题,但仅凭高科技能够解决问题吗?中国在过去几年推动清洁生产,但为什么看不见改善空气污染的效果?各群体之间没有互动是否才是根本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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