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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的距离,筹资的距离

2008年夏天,在一艘从日本下关开往青岛的船上,我认识了一位中国青年。他与船上的其他十几位中年男子一样在下关从事造船业,他告诉我,这是他时隔两年第一次回乡探亲。在他们给我看做焊接工作时脚上留下的伤痕时,我心里一惊。

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与周围的同胞不同,这位和我年龄几乎一样的年青人已经掌握日语,他还用日语向其他日本旅客介绍这次海路的历史,看起来颇有才华。他告诉我,希望以后能在大阪经济大学深造,尽管目前看来资金可能不够。此刻,我感到非常无奈,如果客观条件具备,他一定能实现理想。而我,当时却毫无后顾之忧地准备去美国读研究生。

回想起来,那一个夏天前后,我父亲通过日本报社为汶川大地震的受灾者捐献了几十万日元。但是,去年,因郭美美事件曝光,中国红十字会失去公信力。除此之外,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等,各界中国官方机构也同样遭到社会广泛怀疑。我不得不担忧,那笔捐款是否顺利地到达四川普通受灾人民的手上。此外,吴英近期因民间集资被判死刑,激起社会强烈反应。

在我看来,无论是捐款还是贷款,中国的资金偏向集中于官方机构或国企。而最需要资金的群体却无法获得必要的起码的资金。中国如何减轻此种根深蒂固的问题?一个答案也许是,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而逐渐发达的新资金框架。

津田大介是新闻工作者,也是日本推特界的第一人。他最新著作《动员的革命》给我很多启发。他预测,由于相关法律修改,在日本将将掀起捐献热潮,与此同时,他介绍了美国最近推动微款的趋势。

2010年1月29日,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上台后第一个施政演说上提出了“新公共”概念。

人的幸福和地区的富裕程度,并不仅由企业的社会贡献和政治力量而决定。现在,市民和NPO(非营利组织)为解决教育、儿童培养、城市建设、老人护理及福利等切身问题贡献了很大力量…支持别人、为别人贡献,这本身成为自己的快乐,甚至成为人生意义。我们称呼这些人的力量为“新公共”,将借助这种力量,来建筑以自立与共生为基础的更人性化的社会,再造各个地区的纽带的同时,还希望以此为已经肥大化的“官僚体系”瘦身。

日本政府正在走向此“新公共”路线。去年6月,参议院一致通过《NPO修正法》,旨在从税制角度放宽政府对NPO的限制。此前,日本全国约4万3000家NPO当中,只有215家被认定为能够享受优待税制的“认定NPO”。但受本次法律修改影响,认定权从国税厅转移到地方政府,旨在将手续便利化,大幅增加“认定NPO”。与此同时,日本放宽了部分认定标准,比如说,将“捐款收入得占事业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此准则改为“100名以上捐款3000日元(约合230人民币)以上”。

另外,之后不久获得通过的《2011年税制修正法》中,日本政府加强对“认定NPO”法人的优待税制,以后少额捐款者也能享受扣除所得税的好处,从而进一步推动捐款行为。例如,假设年收入300万日元(约合23万人民币)的人做出1万日元的捐款,所得税金额减少4000日元,远远大于此前的900日元。

实际上,日本捐款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3・11”大地震之后,一方面出现了日本红十字会得到的捐款迟迟不能到达东北地区受灾人民手中的质疑。相反,长野县的一个小镇却迅速获得足够的资金。

大地震的第二天,长野县北部发生了6.7级地震。因其损失远远不及前一天地震,日本媒体几乎忽视了此次地震。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截至目前为止,受灾的荣村却得到了金额9.65亿日元(约合7800万人民币)的捐款,比被卷入核危机中的福岛县南相马市多两倍以上。

原因之一是NPO法人“荣村网”频繁更新博客( http://sakaemura-net.jugem.jp/ ),时时刻刻传播了受害情况,引起网民瞩目。村政府在网上透明公开整体分配情况,已经给每个村民提供约200万日元(约合16万人民币)的资金。

美国方面,今年4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创业企业融资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放宽金融监管要求来鼓励美国小微企业,扶植企业成长并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开拓成长型企业的私募融资渠道。

众筹(Crowd funding)已经成为在美国重要筹措方式之一。一般而言,针对包括美术、出版、跳舞、设计及音乐在内的规划,发起人在众筹公司网上公布其内容以及具体回报,且提示必要的预算。若支援总额超过此预算,企划“成功”,经众筹公司扣手续费后,规划的发起人拿到预算。若支援总额不到预算,企划“失败”,发起人无法拿到资金。2009年4月成立的众筹公司Kickstarter去年10月宣布,从年头开始,超过100万的支援者共出资1亿美元。

近年来,包括Campfire、Readyfor?以及motion gallery在内,日本也出现类似的众筹企业。同样,日本发起人也利用推特和脸谱等社会化媒体来宣传企划内容。

转眼到中国,慈善与筹资方面还是时间会有矛盾出现。不过,在中国也出现着变化的征兆。从对汶川大地震的反思出发,2009年,民间公益组织“上海联劝”诞生了。多位支持者对一位著名中国艺术家进行了小额捐款,汇集了近870万元。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达,捐款和筹资的方式越来越变化,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我认为,这种趋势在中国很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有助于资金交易的多远化以及社会化。从美国和日本的例子来看,中国最大的瓶颈是,如何开放公益权以及提高法治,实施有效监管来防止欺诈。

在日本和美国,社会化媒体缩短了慈善的距离和筹资的距离。机会在眼前,中国能否同样使提供人和受益者之间的距离更加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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