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性狂热的诞生

“我平常看九州电力在电视上宣传核电站比火力电站安全得多。但一旦在核电站发生事故，还能说是安全的吗？”，在我15岁的时候，曾向班主任问过这样的问题。之后不久，我便忘记这种很自然的想法。虽然有反对核电站的社会运动，但大部分日本人并未加以注意，对他们来说这种运动仅仅是“左翼的戏言”。

今年9月初，我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处理中心J Village，为了回到城里，而打车又太贵，我选择搭车旅行。让我搭车的人叫齐藤，他告诉我一句有意思的 话——“我们当地人把福岛第一核电站那边叫做‘东北地区的西藏’”。的确，核能技术设施往往集中于没有其他基础工业的地方，这样地方政府才能得到充裕的税 收。而这种利益关系不只体现在国内政治上，在国际政治上亦存在。发生福岛核危机后，《每日新闻》曾披露，日本与美国曾有过在蒙古修建核反应堆和核废料处理设施的计划。

从技术的角度看来，核能本身还并不是完美的。首先，没有完美处理核废料的方法。此外，万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员工必须要冒险进入反应堆进行修复。一位曾在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株式会社（IHI）工作的老技术人员对我透露，“我很后悔，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公司虽然一度研究能够在核电站工作的机器人，但考虑到预算终于放弃了其计划”。

部分政治家、负责监督的官员和电力公司形成了所谓的“原子力村”，大力宣传核能安全神话并推动核电站的建设。与此同时，电力公司在广告方面投入巨资，影响日本主流媒体对核电站安全的报道基调。因此，尽管日本曾遭到两次原子弹的严重损害，尽管海内外都曾发生过重大核电站事故，他们还能够一直维护着核电站的安全神话。

换个角度看，这次核电站事故毕竟也是日本国民未能考虑周全所致。在一个国民掌握决定权的国家里，日本没能建立一个足够有力而健康的市民社会，也并没有足够关 注核电站隐蔽的风险。此外，在尚无绿色政党的日本，无法把这种少数民意转移到政坛。如果他们相信一次反对核能的聚会或别的什么方式能够改变日本民主党的主意，这是不是太幼稚？实际上，在今年9月22日，联合国核能安全峰会因发展中国家等反对，国际性安全对策没能达成协议，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提高核能管理的机会消失了。与此同时，首相野田佳彦在会上对日本继续出口核电技术表示出积极态度。

如果在二战中的日本经历的是“大东亚共荣圈”及“美英畜生”等积极性狂热，在福岛核危机之前日本又经历的则是核电站“安全神话”的消极性狂热。《昭和史》的作者半藤一利得到的五个教训之一便是，“不要形成国民的狂热”。

上面的病理，下面的病理

“‘为什么我先要去工作？’我当时这么想”，在核电站事故现场从事海水淡化的一位30岁的员工回顾。他担忧从长远角度看这会影响自己健康。他曾一度拒绝了这个岗位，不过同事都已去了处理事故，于是有了自己也不能不去的感觉。喜欢棒球的这位员工7月底曾在工作中中暑晕倒。他还发牢骚说，并不满意日立公司转包支付的报酬。

我从多方面的采访了解到，虽然所属东芝、日立及大型建筑公司的员工薪酬还不错，但是他们会转包给第三方，再转给第三方，以这样的方式转包几次，这些中介公司 从中揩油，不少员工的工资水平也仅稍微高于其他一般的工作。媒体喜欢夸张将工作人员美化称为国难而死的“敢死队”等，但我接触的员工中一些人言辞却有些粗野，他们还是为了赚钱工作。其中，一名员工毫不犹豫地承认，他此前在东京是个流浪者。在现场边当工作边做采访的铃木智彦近期说：“从事核电站处理的工作人员中有十分之一是暴力团相关企业派遣的”。实际上，东京电力没有严格地掌握谁在现场工作。

除了在底层的劳动环境等问题，还有上面管理层面的问题。所谓“老年敢死队”代表、曾经在住友金属公司负责项目管理的山田恭晖三个月前对我强调，“从项目管理 的观点看来，目前情况是很粗糙，这是最大的问题”。他认为，处理事故的不应该是东京电力单方面组成的团队，因为东京电力只是善于运营核电站而已。他呼吁，处理事故的应该是以技术专家为中心的国家性项目。结构上，属于日立、东芝的技术人员好的意见并没能反映出来，他们仅仅是东京电力的转包工作人员。

按照前首相菅直人4月12日给予的指示，日本政府曾于4月17日发表在6至9个月内让事故平息的工程表。但首相野田佳彦12月16日宣布：“核泄漏事故本身 已平息”。不过，上述的员工9月告诉我，因为突击作业，不会在明年1月之前得到这一目标。直到目前，事故处理仍是头痛医头，比如夏天冷却水循环系统难以正 常运行，而秋天东电又披露2号机组反应堆安全壳内的气体中可能含有放射性氙，不排除正发生核裂变的可能性（后来发现没有发现核裂变）等等。对此NHK报道称，这证明很难说政府与东电正确把握了目前反应堆与燃料的状态，并对其加以有效控制。NHK同时援引专家的分析， 视情况应该重新制定工程表。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并没有可靠而具体的战略去面对这次核泄漏危机。换言之，上面出现浮沉，下面则得不到控制 。

回头看二战，日本天皇亲信哪位持有如何展开战争具体战略？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后，为何基层的驻华日本军做出了野蛮行为？这也是因为团队的上面及下面都出现了病理。半藤一利又说，教训其二是，面对危机时，日本人倾向于抽象的观念，而非具体、理性的方法。另外还有，发生问题时，日本采取像对症疗法的措施，为了追求短期成果，构思如‘短兵相接’。

小集团主义与不知海外的日本

刚刚发生核电站核泄露事故的时候，我与不少日本朋友以Facebook、推特及Skype或直接打电话的方式密切分享海外和网上的消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政府官员或是在电视节目出现的专家所说的“暂时不会影响到人的健康”这样的话。

发生地震的时候我在北京，在震后第三天去了日本灾区。那时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都想与中国朋友分享，所以继续更新微博。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反而继续发“政府已要求核电站附近区域居民进行避难或屋内避难，目前含东京在内其他区域的辐射量极其轻微，不会危害健康。”这样的“正面”微博。早在4月4日，他们甚至就开始发说明纸鹤等和事故无关的微博。

日本驻华大使馆有多关心中国人民？一方面，中国人民对核泄露感到不安的时候，大使馆公开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开设的网页中链接几乎都是日语版（ http://www.cn.emb-japan.go.jp/earthquake110318.htm ）。另一方面，4月11日，时任首相菅直人为人民日报投稿题目为《纽带》的感谢援助赈灾文章。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他们更加重视哪一个，无需讨论。

在北京的日本餐厅，因为扩大的流言而顾客锐减，餐厅招贴说，“我们不用来自日本的食品”，而由于认为整个日本受到核辐射影响，访日旅行者人数也环比继续大幅减少。不过，日本政府从来没有使用当地语言向全世界说明日本各城市的辐射量与食品中核辐射含量限制等重要消息。

日本政府安排5月底访日的中国首相温家宝在福岛尝试福岛产食物。日本政府在此后再三要求中方放宽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日本政府还计划将明年邀请1万名外国人免费访问日本。这些政策不过是贼走关门。无论消息好还是坏，日本政府为何没有从一开始就积极公开相关核辐射数值与消息？这是外国人必须想要知道的核心消息。

《每日新闻》报道称，东京电力于4月4日独自开始向海里排泄和污染水，但负责监督核能行政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的职员皆没有发意识到提前通知给近邻国家的必要性。此举让外国对日本的态度转调，开始持更加批评态度。

12月6日，虽然没有超过国内标准，明治奶粉“明治STEP”中检出最高每千克30.8贝克勒尔的放射性铯，明治公司因此决定将召回40万罐奶粉。现在，中国家庭曾经青睐的奶粉也出现了问题，中国对日本的形象也不可能没有因此受到损害。

日本在将必要消息转达给国民与全世界的方面是失败的。日本媒体、政府、外务省与大使馆都拘泥于自己的利益，反而进一步损坏了日本形象，并丧失各国对日本的安全感。

半藤一利留下的最后两条教训分别是，日本型各自为政社会的小集体主义带来的弊病、以及日本不能客观地把握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菅直人3月13日在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日本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没错，讽刺的是他的确预言了围绕核泄漏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

虽然日本制定和平宪法，并不能像上一次战争时候那样爆发可怕的事情，但是日本面对大危机时采取的“方式”仍然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