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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记疫 | 4月17日 一个陪酒女郎的梦碎

 
“我最开心的是白天抽烟的时候”。她嘴唇上抹着口红,穿着露出胸口的毛衣以及特别短的迷你裙。
 
疫情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这位年轻女生也不例外。
 
出生在九州地区,她本以为自己会一辈子过上“正常”的生活,直到进入高中。她的家庭以前算起码中产阶级。但她爸玩女人,她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爸又自谋职业。她前往东京上名声还不错的大学。不过,跟日本不少大学生一样,勉强糊口并不容易。“有时候只能吃酸奶”,她还去拿免费提供的食品,即使愿意也不能跟别人一起去喝酒。
 
虽然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缩,但国内大学学费年复一年上升。在她的案例中,第一年学费高达130万日元(约合8.6万元),第二年后则是100万日元(约合6.6万元)。听从爸爸建议,她得到了最高限度的“奖学金”——在日本实际上是借钱。她当初在补习班打工,但每月赚到七八万日元,还是难以支撑生活。“生存的意义被榨取”,她说到近年来在日本流行的一句话。其意思是,让工人感到工作有意义,同时逼迫工人拿低工资,最佳例子是养老产业。
 
她数年前“放弃骄傲”,在池袋出张服务店开始卖身,每天赚到五到六万日元。现年23岁的她以后要还700万日元“奖学金”,算了一下,还清时她已43岁。她读了教育学,今年3月毕业,但在工资低的托儿所工作不是个选择。她这几个月一直供职于日本最大的红灯区歌舞伎町的夜总会。她说没有信心自己能组成家庭,也不需要男朋友。“我对家庭本身有不好的印象”。
 
今年3月初,她跟我谈到这些。那时候,这个红灯区已面对疫情的初期冲击。她得以维持与常客的关系,但她的许多同事已经失去了客人。
 
作为感染密集地,官方把矛头指向繁荣街之后,歌舞伎町进一步变成了“鬼城”。她冒着感染危险继续工作,但她所在的夜总会上周关掉了,使她决定掏空积蓄,在接下来一两个月闭门不出。
 
“我没有精力去做白天的工作了。”她近日用通讯软件LINE告诉我。“除非有大笔积蓄,夜里上班的人不能活下去了。包括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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