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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开心的是白天抽烟的时候”。她嘴唇上抹着口红，穿着露出胸口的毛衣以及特别短的迷你裙。
疫情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这位年轻女生也不例外。
出生在九州地区，她本以为自己会一辈子过上“正常”的生活，直到进入高中。她的家庭以前算起码中产阶级。但她爸玩女人，她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爸又自谋职业。她前往东京上名声还不错的大学。不过，跟日本不少大学生一样，勉强糊口并不容易。“有时候只能吃酸奶”，她还去拿免费提供的食品，即使愿意也不能跟别人一起去喝酒。
虽然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缩，但国内大学学费年复一年上升。在她的案例中，第一年学费高达130万日元（约合8.6万元），第二年后则是100万日元（约合6.6万元）。听从爸爸建议，她得到了最高限度的“奖学金”——在日本实际上是借钱。她当初在补习班打工，但每月赚到七八万日元，还是难以支撑生活。“生存的意义被榨取”，她说到近年来在日本流行的一句话。其意思是，让工人感到工作有意义，同时逼迫工人拿低工资，最佳例子是养老产业。
她数年前“放弃骄傲”，在池袋出张服务店开始卖身，每天赚到五到六万日元。现年23岁的她以后要还700万日元“奖学金”，算了一下，还清时她已43岁。她读了教育学，今年3月毕业，但在工资低的托儿所工作不是个选择。她这几个月一直供职于日本最大的红灯区歌舞伎町的夜总会。她说没有信心自己能组成家庭，也不需要男朋友。“我对家庭本身有不好的印象”。
今年3月初，她跟我谈到这些。那时候，这个红灯区已面对疫情的初期冲击。她得以维持与常客的关系，但她的许多同事已经失去了客人。
作为感染密集地，官方把矛头指向繁荣街之后，歌舞伎町进一步变成了“鬼城”。她冒着感染危险继续工作，但她所在的夜总会上周关掉了，使她决定掏空积蓄，在接下来一两个月闭门不出。
“我没有精力去做白天的工作了。”她近日用通讯软件LINE告诉我。“除非有大笔积蓄，夜里上班的人不能活下去了。包括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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